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产品展厅
| 鸿发娱乐棋牌:2019年度 | 中教研生涯规划:特殊类 |

中汇大楼的前世今生:从银行大楼到博物馆

投递时间:2019-01-27 15:27:52感谢『』投递来源:

[导读]中国人。

  ]中汇大楼80多年来,身份几经变化的中汇大楼,也在静静地观察着上海的变化,成为上海城市记忆的记录者之一。

  位于延安东路和河南南路十字路口的中汇大楼顺应中国银行业潮流发展而生,“孤岛”时期,大楼旗杆上飘扬的国旗曾是激发人们爱国热情的标识。1959年至1993年,这幢大楼又成为上海博物馆的所在地。80多年来,身份几经变化的中汇大楼,也在静静地观察着上海的变化,成为上海城市记忆的记录者之一。

  在上海市中心黄浦区延安东路和河南南路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矗立着一幢风格独特的优秀历史建筑中汇银行大楼。在其河南南路16号的门口,有着优秀历史建筑的铭牌:“上海市人民政府1994年2月15日公布。河南南路16号。原为中汇银行,解放后曾作上海博物馆。赉安洋行【法】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1934年竣工。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红砖外墙上设白色水平线条和阶梯形线条,上海仅有此例。主楼为渐次收进的阶梯状高耸塔楼。1993年改建,原貌有改变。”此幢大楼在1959年至1993年的35年间,被用作上海博物馆的馆舍,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文化场馆,在上海的城市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印记。

  中汇银行,由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在经过一年的筹备之后,正式创办于1929年。开办中汇银行被认为是杜月笙等人由以往的鸦片走私和经营烟馆、赌场、贩卖人口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事业的起点。也许正是因为中汇银行的帮会背景,长期以来对中汇银行的记述并不丰富。

  法租界爱多亚路九十七号中汇银行,去年由张君啸林、杜君月笙等发起筹备以来,现已诸事就绪,定于三月七日(阴历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开幕营业。昨在该行开创立会,选定张啸林、杜月笙、朱如山、魏晋三、周文瑞、姚荫鹏、金廷荪、李应生、苏嘉善为董事,张效良、刘远伯、朱南山为候补董事,周之贞、曾孟鸣为监察,王仲奇为候补监察。

  爱多亚路九十七号,“爱多亚路纱布交易所对面高大洋房”,靠近江西中路,在解放后曾是黄浦区教育局所属教师红专学院。现在的延安东路已经没有97号这个门牌号码了。中汇银行开幕时的办公地点是租赁的。当时,爱多亚路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爱多亚路以北属于公共租界,以南则属于法租界,而中汇银行的行址选择也是有特殊用意的,“以沪上金融机构群聚于英租界,而法租界尚付阙如,乃创议组织本行”,事实上,杜月笙等人的各种生意也主要在法租界里。

  中汇银行组建之初,股本总额为100万元,据《申报》1934年9月28日《中汇银行略史》所记,“纠合同志集二十人为发起人,各认招股款五万元,盖初定资本,总额为一百万元也”。100万元共分为一万股,每股100元。但是实际上,在收到了半数即50万元后便先行开业,专营商业银行各项业务,兼办储蓄。

  到了1929年3月7日开幕当天,开幕典礼极为隆重。军政两界红人及商业巨子皆纷往道贺,门前车水马龙,颇极一时之盛。包括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法总领事甘格霖,以及冯少山、袁履登、朱吟江等700余人。“开幕之日各钱庄皆前去堆花,计银二百万余,而各项存款亦有二百万元之谱。”在以杜月笙为首的中汇银行的各位董事中,投入资金最多的徐懋棠和朱如山,都是杜月笙的“门生”。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是大英银行买办,徐懋棠因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打赢了遗产“官司”,对杜月笙投桃报李。朱如山则是通汇信托银行的经理。

  不可否认,中汇银行的开办“正逢其时”。国民政府1927年4月定都南京以后,实施了一些政治和经济措施,在1927年至1931年这一段时间内,客观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私营银行的发展十分迅速。

  专为杜月笙打烟泡的郁咏馥曾回忆道:“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每天起身很迟,烟瘾也很大。他的烟榻旁,挂了十杆各式各样的烟枪,我总是很早赶到那里,打好烟泡,把十杆枪都装好了,杜一下楼,进了这间房就吞云吐雾起来。中汇银行开设后,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总在上午九点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起身后,吃一杯鸡汤,两片面包,吸上两三筒烟,就出门去。”而杜月笙开办中汇银行来“洗白”自己以期跻身金融界和上流阶层的目的也很快达成:1929年7月,杜月笙被聘为法租界公董局华董;1931年,江浙商业储蓄银行(简称“江浙银行”)创立时,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当选理事;1934年杜月笙荣任地方协会会长;1935年,杜月笙当选为上海银行公会理事,标志着杜月笙成为与陈光甫、钱新之等一样举足轻重的银行界领袖。1936年由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升至常务理事。至1930年代末,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浦东银行董事长、国信银行董事长、亚东银行董事长,成为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虽然中汇银行开办之后,一直号称“经营发达,信誉卓著”,或是称“一向稳健经营,历年有盈余”,但在最初的几年间可能经营得并不很如意。姜天鹰在《杜月笙与旧上海金融界》中写道:

  杜月笙以烟赌两行聚敛的资金作资本,开设了中汇银行,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生平所做的第一件正当事业,也是他插足金融界之发端。中汇银行的注册资本为50万,实收25万,这与当时资本金多在百万以上的银行相比,堪称“小小银行”。初期,“中汇”的存贷款户几乎是清一色的烟赌行,这使它实际上成了黑道行当的“财务公司”。“中汇”的创设,并未给杜月笙带来商业上的利润,相反,因为参与黄金投机不当,亏损近50万,开业数年便陷入倒闭的窘境。

  是由田鸿年、苏嘉善向杜月笙提议开办的。在开办的前两年亏损巨大。而担任经理的田鸿年也在1932年因卷入经济官司而被罢职,由傅品圭接任经理,陈国华任副经理。朱华、苏智良在《杜月笙其人》中则认为:

  杜(月笙)在工商金融界的头衔尽管多得惊人,但实际资本始终很有限,即使在他创办的中汇银行中,所占的股份也不及徐懋棠,而且,该行主要是为赌场、鸦片贸易和金融投机服务,正当营业并不发达。杜的收入,主要还是来自赌台、贩毒、门生孝敬、向富商敲诈及迹近勒索的银行透支。据其管家回忆,到抗战爆发时,杜所欠债务已达57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交通、中汇、中国通商等银行的借款;其时他所有的资产,还不到20万元,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房地产。

  1933年4月,中汇银行股东会一致通过“增资议案”,计增加资本100万元,股本总额达到200万元。此次增资与中汇银行大楼的营建密切相关。

  姑且不论中汇银行的经营情况到底如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汇银行大楼确实是中汇银行最为重要的资产之一。

  早在中汇银行开办的第二年,就已经觉得行屋不敷分配,酝酿着购地建造新的行屋。于是,在收足资本100万元之后,就斥资40万两“乘机购入西首法工部局畔基地三亩一分八厘二毫”。这个价格比当时的市面价格要低,因为法租界当局指定在这个地块上只能建造大厦。之后由于人事变动和时局变化等原因,营建计划暂时搁置。1932年4月,中汇银行召集第三届股东会议,在会上再次讨论了新建行屋的事宜,并将模型图样陈列于会场,“巍然巨厦,各股东均为满意”。《中汇银行略史》中明确记述:

  乃于二十一年五月决定延康益洋行规划,而久记先行承做地脚工程,计费元十八万七千两,一面延华法工程师设计建筑,审慎考量前后凡三易其稿,直至二十二年一月十日招商投标,计标价元四十七万五千两,承造者亦久记营造厂也。其他种种设备,预计亦需三十万两,工程既亟须进行,而资本方面或不敷用,乃于二十二年四月二日经股东会议决,增资一百万元,于六月底收足,合共二百万元。增厚实力,扩充业务,一方添设证券地产二部,一方加入本市银行业同业公会为会员银行,经九月二十九日公会通过,同时并加入票据交换的为交换银行。

  由此可见,随着股东的增资、大楼的营建,中汇银行的业务开展进入了比较欣欣向荣的阶段。1933年9月,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接纳中汇银行为会员单位。

  根据《中汇银行董事会议事录》,民国二十二年1月11日董事会上,宣布银行新屋工程共收到11家营造厂的应标,在符合条件的10家应标单位中,以久记、怡昌泰、新森泰三家的标价最低,在这三家中,与会董事经过表决后选定了久记营造厂为承造者。事实上,久记营造厂的老板张效良是中汇银行创办时的候补董事,在此之前已经升任董事。张效良(18831936),上海南汇县沙渡庙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开始以“久记”的名义承包或参加承包工程。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追随上海近代建筑业的创始人杨斯盛,捐资组织上海水木公所,清宣统元年(1909)当选为董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久记营造厂在上海承建了各种类型的工程,比较著名的有中汇银行大厦、东方旅社、大上海电影院、广慈医院、模范村住宅群、公和祥码头、其昌栈以及内外棉系统在杨树浦的一批厂房。民国二十五年6月1日,张效良因心脏病骤发去世。

  赉安洋行在上海的主要作品(《法文上海日报》1934年7月14日赉安洋行专版,红框中的为中汇银行大楼)

  负责银行大楼设计的是赉安洋行。1922年,A. Leonard和P. Veysseyre两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载誉归来后,在上海不期而遇,志同道合而创办赉安洋行,并在严格的国际竞赛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上海业界人士的信任,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设计任务。1934年,A. Kruze加入成为第三名合伙人。赉安洋行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公司之一,在近代上海的建筑设计界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参与设计的另一位设计师黄日鲲则所知资料甚少,仅知道是中国人,曾在1927-1929年期间担任嘉定建设局局长。

  中汇大楼建造时,占地面积2166平方米,建筑面积4868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红砖清水外墙,十分洁净稳实,集银行、写字间、公寓于一体,为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至于有多少层,历来众说纷纭,9层、13层、15层,各种说法都有。其实当时的算法,与一般大楼不同,最下面有半地下室(里面是保险库),上面是底层。底层有南北两大厅,北大厅高至一楼之顶,有玻璃砖顶,当时这种用钢条作径、中嵌小方玻璃的玻璃砖顶是那么的新奇夺目,堪称沪上一绝;上面几层是周边式,即中间是空的,周边为房屋。南厅上有夹层,一楼以上也是中空,周边为房间。至七楼,上为平顶。北面中间为渐次收进的阶梯状高耸塔楼三层,塔楼之上还有两层水塔,水塔之上还有旗台。“孤岛”时期,中汇银行大楼旗杆上飘扬的国旗成为激发人们爱国热情的标识。从旗杆顶部到地面一共为260英尺,约为80米。虽然整体建筑层数不多,但因为有高高的塔楼,体型高耸而美观,红砖外墙上设白色水平线条和阶梯形线条,上海仅有此例。

  中汇银行大楼营建时采用的各项设备在当时都堪称优良:康益洋行设计的全部钢骨工程,山海大理石厂承揽的大理石工程,华东工程公司设计承装的暖气工程、卫生工程和太平龙头等设备,泰兴电灯公司承办的全部电器装置,瑞昌五金厂承造的重约4吨的古铜质大门以及梯喀勒电梯,恒大洋行经理的可乐牌(Kohler)卫生器具,约克洋行承办的冷气设备,慎昌洋行总经理的美国谋斯乐牌(Mosler)保管库。堪称“建筑宏丽,设备精美”,这些项目的遴选在董事会议事录中都有明确的记录。从民国二十年开始设计、民国二十一年秋开工建筑,到民国二十三年8月完全竣工,前后费时近三年,共投入资金156万元,亦可谓是煞费经营了。

  中汇银行主要占了大楼的北面大厅和底层,由今延安东路河南路转角处进入营业大厅,地下室有保险库。底层南面是临街的铺面,如沿金陵东路有南公茂纱线号,沿河南南路有日新盛棉布号,都是大型批发店。二至六楼为写字间,最有特色的是每层均设有宽敞的公共休息场所,以供租户会客之用,租赁者有商行、工厂办事处、公司经营部以及会计师、律师、设计师事务所,医师诊所等,共140余单位和个人用户,数量之多、所涉及行业之广,也是上海大楼少见的。七楼为公寓,中汇大楼的前世今生:从银行大楼到博物馆每宅公寓具正屋三室至五室,而浴室、厨房、伙食间、仆室等都一应俱全,厨房、伙食间内煤气、电气、冰箱、洗物器及伙食橱柜等也均完备,七楼顶上的平台可供住户休憩散步。大厦内有电梯三部,上下便利。中汇银行大楼的地理位置和设备设施都堪称上佳,所以在当时也颇受租户们的欢迎。比如楼上的公寓就很受到隔壁法租界巡捕房的青睐,曾提出由他们全部承租,但遭到银行方面的婉拒。

  该行于上午八时正式行启门礼,由董事长杜月笙氏用金钥启锁,大门忽然展开,乃引导全体董监事经理及各职员等鱼贯而入,及行开始办公,一时前往存款及开立往来户名者纷至沓来,总计全日营业共达四百余万元。

  新的行屋大楼启用后,中汇银行的业务得到全面扩充,储蓄部、地产部、商业部、证券部、保管库一应俱全,功能齐备。杜月笙在1934年9月28日的《申报》增刊上发表文章写道:

  本行崛起于上海银行业之最蓬勃之时代,以其时考之,则至矣,但外丁世界之不景气,内则兵戈不息,水旱疠疫纷至沓来,农村崩溃,工业基础动摇,国际贸易之入超有加无已,银底逐渐减少,凡百事业皆感受极度威胁,银行何能超然独荣?而新兴之势力如吾本行者,所受时代之试验与潮流之冲刷,更甚于一般,并存于今日社会者,卒赖同人协力经营,营业发展与日俱进,存款利率力求克己,放款则惟稳健是尚,不及五年,资本扩充至实收二百万元,公积金递年增加,已超过三十万元,全部资产合计有一千三百余万元,非社会之信赖有加何以至此。……今者新厦落成,银行之础石愈固,此后营业范围愈广,与社会接触之机会愈多,本行同人所负之职责愈重,应如黾勉将事,使内部组织技术化科学化,使营业方针社会化普遍化,并造成服务本行者以学术相尚之风气,藉应社会迫切之需求。

  中汇银行大楼的营建,既是银行业务开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当时银行业发展潮流。1929-1931年,大量流入上海的白银提高了房地产的价格,也扩大了上海银行业的地产信贷。在1926-1930年的5年之内,上海房地产的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其中1930年就增长了10亿两之多。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在上世纪20年代末变得尤为活跃。1930年3-12月十个月内上海的地产交易达到6000多万两,1931年全年的交易量高达一亿三千万两。虽然我们无法具体测算出中资银行业对地产的投资情况,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相关的记载中看出中资银行业对房地产的投资亦是相当活跃的。中资银行对房地产的投资除了营业用房地产和经营性房地产之外,同时还进行房地产的贷款和抵押。正如章乃器所说,“普通商业银行往往是逃不出地产和证券的投资,放款的抵押品、投资的标的物、钞票的保证准备,除了公债,就是道契”,“许多银行纷纷扩建行屋,兴筑大楼。上海的一些主要建筑,如四行储蓄会大楼、大陆商场、国华银行大楼、垦业银行大楼、上海银行大楼、广东银行大楼、中汇银行大楼和中国通商大厦均在这一时期建成”。

  大楼建成之后,董事长杜月笙兼任总经理,直到1946年才由刚刚卸任上海特别市财政局局长一职的浦拯东继任总经理。中汇银行的业务开展颇有声色。1936年11月2日,将江浙银行合并进来,成立中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多亚路中汇银行改为总行,天津路30号江浙银行原址改为中汇银行分行,魏晋三任分行经理。

  银行资本总额合并为350万元,业务范围仍包括存款、储蓄、证券、地产、保证等类,而对于储蓄业务,尤为注意,将设立储蓄专部,另拨基金,会计独立,以资扩展。由杜月笙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吴启鼎、周文瑞、钱新之、张法尧等为常务董事。

  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中汇银行南京分行正式开业,行址选在了银行聚集的南京市中山东路一带,潘树藩任南京分行行长。

  上海解放后,1950年初,中汇银行就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公私合营的请求,这一请求被接受,并由华东区行与中汇银行洽议具体办法。但因为中汇银行的董事、监察分散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意见不同,难以达成一致。随着业务开展无法维持,亏耗日益加大,赤字不断增加,中汇银行“以无法轧平账面不能参加(合营),遇有头寸短缺,亦将分文无处拆借,实已至随时有倒闭的危险”。

  经过若干波折,厚蒙人行特别照顾,商定将人事、业务合并于公司合营银行,赤字、呆账及原借之23亿,合共40亿,由公私合营银行如数予以垫借,一切资产仍为原来股东所有。电由港方举行董监联席会议,议决照办,并取得在沪董监同意。随后于1951年12月2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用投票方式表决,全体一致通过,此为参加合营之第一步。同时股东会推进心雅与陈朵如、徐寄两常董为清算人……先与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签订协议书,将人事与业务自1952年1月1日起并入公私合营银行。同时成立清理处,依据协议,博物馆展厅设计手绘清理存放汇以外之一切资产负债事宜,以迄于今。

  1950年代初,中汇银行的资产中最值钱的就是中汇银行大楼,但在当时情况下除了政府机关外,难以觅到其他租户,所谓租金多为空谈,要清偿高达六七十亿的债务,除了处理大楼之外,似乎也别无办法。1951年12月31日,中汇银行以原有的存放汇业务合并于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并自1952年1月1日起成立清理处,清理中汇银行自身的资产与负债。

  根据上海博物馆档案资料,在1958年下半年,上海市就决定调拨中汇银行大楼给上海博物馆使用,作为上海博物馆新的馆舍。此前,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两家单位都在南京西路的跑马会大楼内。随着两家单位的业务开展和人员增加,场地明显捉襟见肘。而此时,新中国的文物博物馆事业和图书馆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阶段。从1953年到1958年止,上海市文管会接收、受赠、收购以及代管的珍贵历史文物就有25800多件,从废铜中抢救出来的文物就有13700多件。1958年征集到的文物总数比1953年增加了12倍。市领导一度打算将上海展览中心的西翼建筑作为上海博物馆馆舍,最后因为诸多原因还是选择了中汇银行大楼。当时也正逢1950年代末那波博物馆等文化场馆建设的高潮,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一些重要的文化场馆都在此时完成建设。上海博物馆馆舍易址也是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而筹划的。

  中汇银行大楼原是作为银行和写字间大楼来设计建造的,要改作博物馆,其难度可想而知。据费钦生在《六十年陈列艺术之路》中的回忆,这幢大楼的主立面东西向平侧窗采光是最犯博物馆展示忌讳的。上海博物馆先派展览陈列的专业人员查阅核对中汇大楼的原始建筑图纸和最后的竣工图、暖通给排水图,并对建筑做了现场校核,根据博物馆业务需要重新规划了博物馆各部门用房的空间布局、面积分配和工作流线,绘制了展厅、陈列室等房间的室内装修效果图,历经3个月提出了具有安全系数、切实可行的改建方案,然后委托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进行改建设计,而改建工程则委托了当时的卢湾区房屋修建公司和黄浦区房屋修建公司共同承担。但是改建工程直到1959年七八月份还没有完成,甚至在这时底层铺面里的有关单位还未能解决搬迁问题。后来,由上海市商业一局、房调会、文化局等几家单位多方协调才限期解决。改建工程也被限定在当年8月25日之前必须完成。

  因为时间太紧,来不及对原有建筑大修大改,更重要的是当时对保护中汇大楼的现状有明确要求,所以上海博物馆方面其实并未对大楼进行太大的改动,只是将各层写字

  间进行改建,适合陈列和办公用。当时,黄浦区房地产公司在给上海博物馆的《同意你馆自费改装中汇大楼的复函》中明确提出几个要求:

  一、施工计划中拆除部分在实际施工中希望尽量保留原有装修设备,能不拆除的不要拆除,如需增添拆改项目,请事先与我公司取得协议。

  二、拆除下来的大理石和其他建筑材料,除用作该大楼的改装外,多余的请交还我公司,并请转告和督促施工单位,保证不拆坏大理石。

  改建后的大楼布局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总出入口设置在了河南南路16号,并以此为中轴,将南、北两个大厅都用作展览会场,以举办各种专题展览。

  北厅保持了原有的大理石豪华装修,拆除黑色大理石柜面的银行柜台,将柜面下降正好镶平地坪,并打通了北厅可拆去的间隔使空间一统,获850平方米面积用作临时展厅。保留了面北的正大门,将之用作特别展览专用出入口。南厅面积550平方米,拆除原有内隔断,重铺水磨石地坪。

  地下室做厨房、饭厅、木工工场、石刻库房等;南轴的夹层辟做图书资料库和阅览室;一层北轴做外宾接待室及办公用房,原来杜月笙的董事长办公室保持原状,用作贵宾接待室,面积约180平方米;一层南轴为文物陈列室;二层南轴,三、四层南北全轴全部用作基本常设陈列;五层大部分为藏品库房,辟出一部分作为科学实验室;六层的北轴亦为藏品库房,南轴用于文物修复和复制工场及文物摄影室;七层则全部为业务部门办公用房。

  虽然从银行大楼改为博物馆大楼,功能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上海博物馆尽可能地少做改动,以期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该建筑的原有特色。除了陈列室、展览会场及书画库房外,其余地方基本上都不装修,沿四周马路的窗户,经与黄浦区公安分局研究后,除了个别地方外,也不加装铁栅。

  1959年9月22日,在经过一个月的搬迁、布展工作之后,上海博物馆河南南路馆舍开门迎客了,正式向社会各界开放,“以全新姿态迎接建国十周年”。

  1990年,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回到阔别40余年的上海,走进了位于中汇银行大楼里的上海博物馆。根据郑重对杜维善的采访,当时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和汪庆正副馆长在会客室接待了他,杜维善左顾右盼,感慨万千。这个地方,这个房间,都是他年幼时候曾经到过的。当时,他还和两位馆长开了个玩笑:“我要向两位馆长收房租了。”两位馆长则说:“我们知道,杜先生此次来是要有所贡献的。”

  在此次上海之行中,杜维善决定将他自1960年代以来陆续收藏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1991年12月26日,杜维善、谭端言夫妇捐赠丝绸之路古国钱币的仪式在上海博物馆隆重举行。两大厚册的集藏集子,367枚来自西域20多个国家的古币,每一枚古币的护套上,都有杜维善手书的中英文说明。当时的评论者认为“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这些说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波斯萨珊王朝的金银币。此后,杜维善先生继续收藏中亚古国钱币,并分几次陆续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收藏的钱币精品。上海博物馆在之后新建的人民广场新馆里还辟出专室进行陈列,并聘任杜维善先生为上海博物馆顾问至今。(文/陈凌)

网友评论:

已有0条评论,共0人参与,点击查看
[!--empirenews.listtemp--]
评论者:baihua [!--pltime--]
[!--pltext--]
[!--empirenews.listtemp--]
登录名: 密码: 匿名
 
 

每日推荐

本类最新

活动

本类排行

热点信息